各地经济发展如何做？主打一个方案“定制化”

在立法形成过程中，国家所有分别在国际法与国内法两个层面上被定义。

郭百顺：《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之实然状况与应然结构——兼论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监控》，《行政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第61-68页。基于此，以下将在中国法院系统政策实施型制度逻辑的背景下，从法院权力组织机构的科层化与司法权的行政化对法官行为逻辑产生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权遭遇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疑问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权产生的影响两个角度，对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与解释。

法院未对其中的征收养路费、附加费这类侵益性规定是否具备合法授权等要件进行审查、就单独地以之为依据作出裁判，相当于将行政规范性文件视为行政诉讼的当然法源予以适用，显然违背了前述司法审查权的运行规则。本文第三部分对益民公司案的分析，实际上清晰地展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判决思路：第一种是以结果考量为基本逻辑的技术官僚取向的判决思路——为达至正确的裁判结果，法官不惜违背《行政诉讼法》与司法解释规定的参照规章的要求，以政策性依据否定具有法规范效力的行政规章条款的适用，进而在未对行政规范文件进行合法审查的条件下将其作为裁判依据。[59] 考察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以解释、规定、答复、批复命名的四种类型的司法解释，除了答复和批复涉及对各高级法院和军事法院提出的法律适用中具体问题的答复意见外，其余大量的司法解释均以制定抽象规则为主要内容，目的在于为下级法院提供审判规范准据。在这些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创设的司法审查权的运行规则并未发生实际效力，法院放弃了审查权而把这些行政规范性文件当作行政诉讼的当然法源加以适用，这完全忽视了《会议纪要》所强调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对人民法院不具有法律规范意义上的约束力之规定，也是对《行政诉讼法》（1990年）第53条规定的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之准则的违背。第6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经审查认为本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并向制定机关提出处理建议。

吉德仁案属于此种情形之典型。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年第8期。其次，有研究者从宣誓主体入手，主张将《决定》所划定的范围进行细致分类，并为其拟定适合各自工作性质的誓词，比如司法系统的宣誓词与行政系统的宣誓词应有所不同。

但这仅仅是对宣誓制度条款的实施，而不能与整体的宪法实施相提并论。事实上，无论是理解人民与宪法的辩证结构，还是理解宪法内部多种精神的冲突，都必须以理解社会民情为根本。更进一步说，在实际的社会过程的意义上，宪法宣誓试图直达每个国民的主观意识形态，影响他们的宪法意识，因而它更像是一场以宪法为主题的普法运动。因而，对于大多数宣誓者来说，他们身上除了国家工作人员，还有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下简称党员）这两个身份在起着作用，它们分别承担着民族生活的伦理意义和社会主义道德普遍性的承诺。

在他看来，不仅现行八二宪法内在包含着由革命、改革和宪政构成的革命和去革命化的复调结构，而且其基调的走向恰恰贴合了百年宪政的共和主义主脉。在此背景下，就必须考虑现行八二宪法和四次修正案对宪法精神走向的重新界定，即一方面对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进行了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又以回归五四宪法的方式接续了中国百年来的共和历程。

但是，宪法宣誓终究仍然是宪法宣誓，它既包含了向宪法宣誓，也包含了通过宪法来宣誓。其中一项重要决议是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然而，双重代表制与宪法的第一根本法之间却难以相容。在学理上，无论是将宪法实施界定为宪法在国家现实生活中的贯彻落实，使宪法规范的内容转化为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的行为，还是理解为宪法文本如何转变为现实的一套理论、制度和机制，都意味着在整体上把宪法内容当作一种规范性存在，而与此相应，所需实施者即是将其规范性效力变成制度层面或社会学层面的实效。

其中不仅扩展了宣誓主体的范围，而且规定了具体的宣誓地点、仪式和誓词。换句话说，一方面宪法本身就包含着政治性内容和法律性内容两个部分，另一方面就可选择的实施方式而言，也呈现出政治路径和法律路径的差异。正是因此，一如国旗中所凝结的历史实践，宪法宣誓实效如何，可信与否，也皆取决于能否获得聆听者、监督者和见证者——人民——的认可。执政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无法仅靠自身存在，而必须借助党和人民的原生关系来理解。

其二，它的示范性决定了它本身不是自足的，它的实现也将超越就职者的宣誓过程，指向更广泛的社会民众及其主观意识。只是仍需分辨的是，如果说普法运动在组织形态上采取了从执政党中央、政府高层到街道办事处的层层动员这一形式，进而扩展为由机关、学校而厂矿之如此面面俱到的总体性网罗，宪法宣誓则是一种以仪式为中心的对宪法本身的静态展示，并经由展示来实现对整体国民的吸引和邀请。

而且，它不会真的到来，也不会以客观化的方式在场，它将在每一次宣誓响起时始终处于到来的途中，并借着宪法客观性的悬置而在场。为使执政党的政治伦理以恰切的方式与法治实践搭建起互动的关系，就有必要考察政治伦理与宪法之间张力。

二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主要属于伦理意义层面。一方面，并不存在超越于历史和具体生活的人民，人民与宪法之间的辩证关系本质上是社会民情与宪法之间的关系。不在场的事物无法直接在场，它只能通过使在场的事物失去其客观性而使自身在场。在此，至少有三点可以申说。也就是说，它不是向宣誓者施加责任的法律机制，而是示范某种特定情感的社会仪式。由此，本文试图从《决定》、《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和宪法文本出发，围绕宪法宣誓，探讨其中所蕴含的人民、执政党与宪法之间的政治—法律关系，进而理解宣誓制度对唤醒执政党之政治伦理的意义，以及这一伦理在宪法、宪法史和社会民情层面所需直面的挑战。

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和纠正。亦即在政治层面，中国政制中的人民主权不是单纯的人民，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

因而，如果不能够对更大范围的社会公众发出邀请且使后者对邀请做出回应，宪法宣誓难免会蜕变为一种符号游戏。由此，我国宪法宣誓制度正式确立。

首先，就设立宪法宣誓的迫切性而言，研究者大多也都会提及一项比较法上的事实，即联合国193个成员国的宪法文本中，规定了宪法宣誓制度的有177个之多。宣誓意味着宣誓人向宪法承诺一个理想，而能够支撑这一理想的人就是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政治担纲者。

文章刊于《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6期（刊发时略有增减，此次推送为增减之前的版本）注释略 进入专题： 宪法宣誓 人民主权 执政党 。抛开宪法监督，显然可以看出，宪法宣誓和国家宪法日之所以与宪法教育处于同等位置，在根本上是源于第一段对宪法实施之职责的总体性理解：宪法实施不是某个个人或机构的特定任务，而是所有国民及其组织、团体的分内之事。在此，需要重点解释的是党员这一身份。在学理上，陈端洪从根本法的角度对宪法精神做出了诠释。

（2）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同时，考虑到宪法历程的复杂性和现行宪法内部多种精神之间的紧张，其政治伦理的许诺若要不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就必须直面这多种精神所带来的挑战和其对塑造自身的真正意义，所谓与时俱进者，其意在此。

一如陈端洪所说，中国宪法的进步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与基本权利中的消极自由的个人主义取向相对立，而其中的经济社会等积极权利又要求积极的强大的政府。相比于宪法文本的字面含义和专业解释，宪法精神在根本上更能贴合社会动员的要求，因而，国家宪法日、社会性的宪法教育和宪法宣誓等方式可以将其直达目标民众的主观意识。

其三，虽然宣誓制度确立的过程更像是一个政治过程，但其落脚点却是一种目标明确的社会动员。同时，他也解释了之所以不把全部公务员纳入进来的原因，即按照现行公务员法的规定，公务员不仅包括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还包括党的机关、政协机关、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等机关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性质、承担任务、履行职责都有显著不同，全部纳入似乎不太妥当。

因而，必须从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入手讨论人民主权的复杂结构。第三，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改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既稀释了伟大事业这一语义中的道德理想主义，又指向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普遍性维度和世界历史意义。在此背景下，陈端洪将宪法精神界定为由富强到自由的动态演进。《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将其修改为：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

这在根本上是源于，我国宪法既延续了社会主义宪法的特征，倾向于主张国家与社会的一体性，又一直处于激烈的社会转型期，因而就需要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涌现的新事物对原有政治经济制度的冲击。因为宪法、人民和人民主权不能仅仅从现代政治的普适性话语来理解，它们都因执政党在宪法和政治实践中的核心位置而容纳了特定的内涵。

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不过，五个根本法不仅有次序等级，而且彼此之间也不无矛盾。

在这个意义上，既然宪法宣誓的聆听者——人民——有着多样的面目，那么，执政党政治伦理的实现就必须面对这一复杂局面。但这里所说的社会过程，其首要意义并不是指宪法宣誓需要从纸面上的法（law in books）变成国家工作人员宣誓行动中的法（law in action），而是指这一制度本身在根本上并不完全是规范性的，它更多的是示范性的。